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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50年的资料统计，全国国道、省道共149000公里，其中通车里程86000公里（表4-1中是8.07万公里，所引书中即存在文、表数据不一致问题），与国土陆地总面积相比，平均每100平方公里只有1.6公里公路。公路中，已铺路面的公路只占总里程的30%，而且绝大部分只是用碎石或砂卵石等铺的低级路面，其中60%以上是土路。航运业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解放区（西南、华南地区未计入）运输轮驳船共有2357艘，38.1万总吨。
而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其他海外地区的轮船合计448艘，78.2万总吨。航空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进入初创阶段。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现代化运输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吨公里，仅及战前1936年的52.7%。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1年版；《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选编·交通通讯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7、487、957页；转引自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70页。
不仅物资匮乏，由于撤往台湾时带走了国库几乎全部黄金储备，央行中本就不多的硬通货储备基本降至零，新政权就没有回笼货币的手段。根据《人民日报》上的一份研究结果，撤离大陆前，先后3批实际运去台湾的黄金共277.5万市两，银圆1520万元。根据李宗仁回忆，1948年年底，蒋介石命令中央银行将所存黄金、银圆、外币共约5亿美元全部移存台湾。上海解放后，中央银行被接管时，只剩黄金6180两，银圆1546643枚，以及少量外币。
因此，处于中国的解放区政权在物资和硬通货严重匮乏下大量发行纸币的结果：建国初期用人民币衡量的物价即出现灾难性暴涨，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国先后发生4次大的物价波动。
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的一年里，石家庄、北京等13个城市批发物价的综合指数上升达73.84倍，最高如石家庄上涨达85.4倍，较低的如郑州也上升65.83倍。天津以1949年3月为基期，到年底物价上升了35.18倍。
每次物价上涨风，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然后波及各地。民生的基本物资——粮食，和工业的基本物资——纱布，这两项重要的物资不仅带头波动，并且随着增发货币量的累积，呈现出物价上着的幅度加速的趋势。
以上论述，都不过是表明了我们多年来强调的两个观点：一是高通胀危机主要爆发在现代工商业资本集中的城市；二是危机压力下的私人资本不仅会顺周期做空，而且会把资金从实体生产转向投机经济。这两点，从新中国呱呱坠地之际就很明显。
总之，随着政权更迭而刚刚问世的人民币是新中国的主权货币，需要在国内树立其作为主权货币的信用；如果国家货币信用建立不起来，那么与货币信用相对应的国家对内政治权力就是不完整的。
如何在一片生产萧条、投机活跃的地基上盖起经济基础结实的大楼，并以其支撑完整的国内政治主权，是国民政府付出了政权失败的代价也没解决的问题；新诞生的中国政府何以做到？中国人欣赏诗词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但那只是诗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浪漫主义的表达，学者则必须给出合乎经济理性的客观解释，其形成的机制和规律归纳才有机会指引后人在与时俱进的困难面前“而今迈步从头越”。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权出乎意料地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就标本兼治地成功应对了民国延续十多年的长期通货膨胀。
对此应该问的是：一个革命起家的执政党、近乎一穷二白的国家政权，还没完成国家统一就遭遇朝鲜战争，在迎战以联合国军为名的16国军队的同时被西方全面封锁，如此内忧外患之际拿什么来实现自身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目标？
就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来看，打仗和过日子是矛盾的：要打仗就得增发货币保证军需，但增发货币就会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会影响经济运行，日子就没法过好。
基于这样的一种情况，1949年4月，董必武、曾提出，因为物价上涨压力大，新政权不能增发货币。这其实相当于顺周期“做空”。但领导人后来采纳的陈云的观点恰恰相反，是逆周期“做多”。陈云认为，长久来看，随着在全国夺取政权和各地生产恢复，新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是能占据主动地位的，则眼下增发货币就不用担心形势失控；更何况，控制通胀的物资采购也需要增发货币来购买。
实践证明，政府直接出手“做多”，亦即“逆周期调节”，是走出危机的主要经验。
